半年前的任何一个场合——私下也好,公开也好——她都不可能做这个动作。不是因为不想,是因为她不敢让别人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出一丝她对他和对别人不同的痕迹。现在她做了。她在这个只需要面对张镇长和办公室主任的小包间里,允许自己在公事动作中夹入一个极微小的私人信号——这个信号的接收对象只有他。
朱斌在她左手边坐下。椅子的角度刚好让两人的手臂在用餐时可以偶尔碰到,但又不至于让对面的人觉得两人距离太近。
张镇长开了酒瓶,先给赵红梅倒了半杯——她伸手虚挡了一下杯口,张镇长说“赵县长到了大河镇不喝一杯说不过去”,她莞尔,让他倒满。然后张镇长给朱斌倒了半杯,这次没有问他要不要喝——去年他是问了“小朱喝酒吗”,今年他直接倒,边倒边说——“朱科长,去年你来的时候还在综合科,现在主持工作了——这杯酒得喝。”
赵红梅抿了一口酒,看着张镇长给朱斌倒酒的全程,嘴角浮上一层极淡的、只有从侧面才能看到的笑意。然后她端起酒杯站起来——“第一杯,敬大河镇的水利项目。去年我们一起推动了这件事,今年渠道里的水比去年多了一倍。”她碰了张镇长的杯沿,然后转向朱斌——杯沿在他杯沿上轻轻碰了一下,力度比碰张镇长时更轻,轻到玻璃之间的声音只有他和她能听到——“朱科长,你是从头到尾跟着这件事的。辛苦了。”
她说“从头到尾”时,眼睑轻微合了一下——这句话的官场字面是“从项目启动到验收你一直在跟”,但两人都知道这句话的另一个意思:从大河镇那晚到现在,从“不要多想”到“赵县长”。八个多月,他确实是“从头到尾”。
张镇长敬第二杯时提起了方志国——“赵县长,我听说了那个方——”他话到一半忽然刹住了,因为他意识到一个乡镇书记在副县长面前提起一个刚被淘汰出局的竞争者,无论怎么措辞都是失言。“——听说了那个常委会上投票的事。您工作有实绩,常委们看得很清楚。”
赵红梅把酒杯放下,杯底磕在玻璃转盘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叮。“方志国的任命还在走程序——他的最后一搏上周刚被市委组织部压下来了。他在市里有个连襟,在市委办当副主任,替他放了风,说我有作风问题。”她把“作风问题”四个字说得不轻不重,语气和她刚才汇报水利进度时一样平稳。“市委组织部打电话到县里问,周副书记说——‘我用着没问题。’”
张镇长的酒糟鼻在她说这段话时红了一层,因为赵红梅在饭桌上对他说这些,意味着他被她视为“自己人”。
“方志国这种人——”张镇长把筷子往桌上一拍,筷子在碗托上弹了一下滚到桌面上——“他卡您的预算那回我就知道他不是好东西。”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是从您被卡预算时就站在您这边的人。
“他的连襟还在市委办,他的财政局长郑某人还在财政局。革命不是一天成功的。”她端起酒杯举向张镇长,“但今天不谈这些。今天看水里去了——修渠的工程队把那两口老井也顺带修了——这才是值得庆祝的事。”
张镇长连忙举杯。他和办公室主任轮番敬酒,赵红梅喝了三杯,朱斌喝了两杯。吃饭到第三十分钟时张镇长又开了一瓶酒,这次他的酒兴完全上来了,开始讲大河镇当年打第一口机井的故事——那是一九八二年,他还在当村支书,带着全村人挖了三个月,井水喷出来的那天他跪在泥地里哭了。赵红梅听着,不时点头,但她放在台面下的左手在故事进行到打井队遇到的第三个困难时——在桌面上的张镇长正说到他们用竹竿当钻井套管——轻轻碰了一下朱斌的膝盖。
去年在大河镇同一个包间,她碰他膝盖是下意识的动作——膝盖相触时她的膝盖抖了一下然后缩回去,缩回去之后又悄悄伸过来,在桌布下留着一指宽的微距。今年她的膝盖没有缩回去。她碰完后转向他——不是用整张脸,只是用嘴角微小的弧度——“朱科长,去年这个竹竿的故事你也听过。张镇长是不是又加了一个新片段。”
朱斌看着张镇长被酒染得更红的脸。“竹竿那段一样。新加了井塌之后贷款那段。”
“对——贷款那段去年没有。”赵红梅转回张镇长,用手指点了点桌沿——“张镇长你去年没讲贷款那段。”
她能在饭桌上当众对比去年和今年的差别——因为她已经不再害怕让人知道她记得去年和他一起来大河镇的每一个细节。这个变化在官场的外人看来也许只是记性好,但在他眼里是另一个信号:她在此刻,在这个她曾经用“不要多想”把他推开的镇子里,已经在用她的方式告诉他——去年她不敢记的,今年她敢了。
饭后张镇长安排住宿。他提出赵红梅住三楼最好的那间房——和去年同一间。赵红梅点了点头,然后是惯例的请示:“朱科长还是住去年那间?”赵红梅说“嗯。张镇长辛苦了,早点休息。”
这句话在张镇长听来是一句关怀。但在赵红梅和朱斌之间,这句话的意思是:接下来你不用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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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斌在去年那个房间里等了大约二十分钟。
房间还是老样子——旧木床、白炽灯泡、搪瓷洗脸盆,但灯泡被张镇长换了一个瓦数更高的,光线比去年更白更亮,把他脸上的每一处细节都照得无所躲避。他洗了脸,换了件干净衬衫——和八个月前在